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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有超越层面，但超越层面的价值之源是生命整体的组成部分，不是超自然的创造主。

孔晁注：振，散之以施惠也。《象》云：大车以载，积中不败也。

自我约束，克己复礼，《礼记·乐记》云：恭俭而好礼。居、止同义，《礼记·大学》云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郑玄注：文谓尊卑之差。子曰：劳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，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云：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《管子·形势》云：德义，行之美者也。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，我们只能生活在传统之中，只能立足于传统而又创造新的传统。

当代新儒家也大讲内圣外王之学。中国文化是由不同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，但是首先必须区分原型的中国文化与变型的中国文化。作为认识主体，人将自然界作为认识和主宰的对象（这是人类中心论的原意，也是目前有些人谈论主体性的依据），而与之对立。他不仅是社会伦理中人，而且是宇宙生命中人，自有其独立地位，他的内在潜力的实现，就是真善美合一的心灵境界。

内圣是个人信念的问题，外王则是社会政治建构的问题。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？人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？ 理性已成为西方文化的同义语、代名词，也是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。

生命体验正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虽是主观的，却是实在的、真实的，人生的真理就是如此。可惜的倒是，它并没有把内圣与外王彻底分离，重新解决外王的问题，而是以强化内圣的方式解决外王的问题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西方文化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，具有排他性（特别是宗教文化），但基本形态则是开放的，一方面具有扩张性，另方面又善于吸纳其他文化。无论是主张理性的，还是批判理性的（如存在主义、后现代主义），他们对理性的看法却是一致的，即抽象的、分析的、普遍的等等理性能力，就其根源而言，与人的知性或智性分不开，而且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有密切联系，数学与逻辑被认为是纯理性的。

孟子所谓若乃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[7]，陆九渊所说心性情才只是一事[8]，王阳明所谓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之心[9]，等等，都是反对对理性、感性作二元论的区分。只有开放，才能发展，无论就社会而言，还是就文化而言，都是如此。终极价值的关怀，是人类文化所创造的最大成果，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独特贡献，决不能完全消解，但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，必须实行改革。它既严重束缚内圣的开展，又严重阻碍外王的建设。

无论是法治、民主建设，还是社会正义的价值体系，社会利益集团的保障等等，都需要这种客观理性精神及其建构。但是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情、隐私和爱情等方面，中国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论保证，而是强调情感的理性化、宗教化方面。

[1] 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77页。但是从人的角度看，中国文化则是所谓圣人文化，每个人都是家族或群体中的一员，但又有个体人格，有个人的价值追求，这就是以成圣成贤为最终目的。

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[15]，自作主宰，顶天立地作人[16]，以及狂者胸次[17]等思想，就是这时提出的。虽然没有树立客观理性，因而没有走上民主、法治之路。这样一来，又回到前面的问题，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实现某种理想社会，而不是实现理想人生。不可否认的是，现代和后现代西方文化所发现的人，多是病态的人、分裂的人、脆弱的人、走向死亡的人，一句话，是非理性的人。这种乐观主义的德性文化，由于缺乏外在性的支持，在社会转型期失去必要的适应能力是可以想见的。至于某些哲学家从希腊语言中寻找人的存在的根据和真理的根源，更是众所周知的。

现代社会是科技信息时代，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时代，但是，现代人是否也需要在德性方面完善自己呢？从现代社会以及正在实行现代化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看，这方面并不是没有问题。就拿人文精神来说，已经被认为是老生常谈了，它意味着陈旧、过时、落后、腐朽等等。

至于既无德性又无智性而只受物欲驱使的人，就更难指望实现现代化了。这样的东西不是别的，正是人的问题、人的内在心灵与终极价值的问题。

意志和意向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问题，被看成是人的内在心灵不可缺少的动力因素，以致梁漱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，从意欲立论。现时代是多元化的时代，同时又向一体化发展（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，使这种发展速度空前地加快了），这说明人类文化有趋同的一面（文化冲突是自然现象，只有在冲突中才有所谓吸收与融合）。

要之，情是可以上下其说的，往下说，是感性的情绪情感，往上说，是理性的德性情感或情理、情性。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【提要】该文从另一个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透视，着重阐明其人文主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。它不再是封闭的体系，而是开放体系，它所面对的不再是道家或佛家，而是整个世界，其核心主题仍然是人的问题。

这种德性至上主义，严重限制了智性的发展（但这同智力不是一回事），也限制了感性的冲动与激情，既没有走上科学技术发展之路，也没有完成个性解放的任务，在社会转型期，出现了向人欲方面的滑行而与道德脱节。这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

人还有其个体性的一面，更有内在性的东西，即内在的需要、目的、动力和资源。因此，人决不可自轻、自贱。

道家则提倡个人的精神自由，对于现实命运，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[11]。意或志既是心之所发、心之所之，又是心之所存，意志、意向、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，而在中国文化中，特别强调其实践特性。

所以，它并不讲观念意向，也不讲权力意志，而是讲情感意向、道德意志，其中既有主观动机和目的，又有情感需要和认识等问题，它是情意合一、知行合一的。在这一方面，特别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，发展人的内在潜力，确立人的地位与人格尊严。按照这样的理解，人虽是社会的人、政治的人，但不是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，而是作为社会政治工具的人。我以为，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即在于此。

它可能意味着新哲学、新文化的出现，而且根据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和速度，为时可能不会太晚。这种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而言，是否缺乏内在动力呢？这的确是一个问题。

后者不仅需要社会架构理论，而且需要对人性的另一面的认识。比如有人着眼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及其发展变化，有人着眼于个人及家庭关系的变化，还有人着眼于社会角色的转变以及社会实践，等等。

他们宣称重新发现了人，提倡完整的人，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，人要比理性复杂得多、丰富得多。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的能力，克服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，而且要有敏锐的洞察力，溯本求源，掘井及泉，以领悟传统文化的深层底蕴及其现代性问题。